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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13日，收录了8242个遇难者资料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与收录了2592个幸存者资料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在南京出版。
抽象的数字被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名字。70年后，人们开始从宏阔的历史叙述中发现那些个体生命的存在。
从关注人的命运的角度去重新观照那一段历史，建立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历史叙述，是为了更深刻地记忆和反思那场悲剧。而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记录仇恨；牢记历史，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
高大有 男60岁厨师遇难前家庭住址为中华门外宝塔根105号，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16日，遇难地点在自己家，遇难方式为被日军枪杀，加害日军部队番号为中岛部队。
周永财 男被害时年龄为33岁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16日，遇难地点为难民区。遇难情形被日军指为中国军人抓走后杳无音信。证明人周洪氏，与被害人关系为母子。证明人住址为南京止马营140号。
黄腊红女8岁汉族南京人遇难前家庭住址为中央门外五班村，遇难时间、遗体掩埋时间为1937年12月，遇难地点为中央门外五班村家中，遇难方式为被日军枪杀，遗体掩埋地点为迈皋桥回子山。
杨得意男73岁籍贯南京农民
被害时住所太平乡第八保第六甲。遇难时间1937年12月13日。遇难地点为太平乡第八保第六甲。
……
他们都是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中的一员。长期以来，他们的名字已经湮没在30万遇难者的抽象的群体概念中。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去追问他们究竟是谁。而在70年前，那个大屠杀来临的前夜，他们却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父母子女，有自己幸或不幸的人生……
随着首部《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和幸存者名录》的编辑出版，一个更为鲜活的历史正慢慢显露出来。
“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
这是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对南京大屠杀的一段描述。多年以来，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定格在这种抽象的描述中。所有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杀中30万中国人被日寇杀害。他们是谁？他们是怎样遇害的？却很少有人追问。遇难者变成了一个数字。
数字化是研究历史必不可少的方式，但记住这段惨烈的历史，光有数字显然不够。“受害者不意味着数字，他们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做了15年馆长的朱成山，感到在这种抽象的记忆中，人们与那段历史越来越远。
1997年，一本名为《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的书在美国问世，很多西方读者从这本书中第一次知道了南京大屠杀。而许多中国读者，则从作者独特的视角和叙述方式中，找回了对那段历史的情感记忆。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
曾给来南京采访的张纯如作了20多天翻译的杨夏鸣记得，张纯如与我们一直以来的视角非常不同。“她希望采访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并实地看一下集体屠杀的地点。”
在日军曾经屠杀了5.7万人的燕子矶，张纯如将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山下破旧的房屋，然后拉到远处林立的烟囱，接着是江水、江中航行的船只和遥远、朦胧的长江对岸。杨夏鸣说:“她仿佛是想再现当年那些试图渡江的中国士兵那遥不可及的逃亡之路。”在采访中，张纯如不断向被访者追问那些生活的细节，甚至早上吃什么东西，平时穿什么鞋，那天的天气如何？杨夏鸣知道，她是想尽量感受当时南京人的生活细节和氛围。
正是这种细致入微的采访，使张纯如与那段历史和那些奔跑在逃亡路上的南京百姓产生了共鸣。因此，她的叙述才显得那样有质感。
其实，在张纯如的《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出版以前，我们国内已有很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学术著作出版。其中很多论述翔实，还获了奖。但这些文章的叙述语言太枯燥了，很少有普通读者会去读。
时隔十年，当杨夏鸣重新翻译张纯如的书时，对书里关于幸存者的叙述也曾有过疑惑。“书中记录的第一个幸存者唐顺山，经历太有戏剧性了，我曾怀疑张纯如叙述中有演绎的成分。”但当重新观看张纯如留在他那里的采访录像时，他发现书中的记录竟与幸存者的口述分毫不差。“张纯如毫无添枝加叶，仅仅用事实就打动了读者。”
而国内那些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通俗作品，显得过于情绪化和戏剧化，从而冲淡了史实本身给人的震撼。
史实的力量，是最能打动人的。
令朱成山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位于距波兰首都华沙300多公里的偏僻小镇上。1946年波兰刚刚复国，就以立法的形式，把它确立为国家博物馆，并进行原地原貌保存。
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最令人震撼的不是那些照片和讲解，而是那些壁垒森严的围墙，密布四周的电网，高耸的哨所看台，是那些曾经结束过110万人生命的绞刑架、毒气杀人浴室、焚尸炉……这些原貌保存的场景，使观者一进入其中，便感受到一种无形的气场。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展厅里成堆的遇难者穿过的鞋子，用过的皮包，以及那些死去犹太人的头发。这些实物比任何描述，给人心灵的冲击都要大得多。
而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除了原地保存的遇难同胞尸骨，更多的还停留在照片加说明的展陈方式上。纪念馆所在的江东门地区，就是当年日军集体屠杀南京百姓的一个“万人坑”遗址。可在1984年建馆的时候，建设者们并没有刻意寻找遇难者的尸骨，以至于1998年当他们在馆内整理草坪时才发现这些遗骨。纪念馆研究部主任梁强说:“当时想赶快把馆建成，也没有注意挖掘这么重要的历史证据。”
2004年，犹太人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建成，人们可以从中查到300万左右遇难者的姓名和个人资料。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哭墙”上仅镌刻着3000个遇难者的名字。这个巨大的反差刺激着朱成山的神经。
2007年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纪念馆要进行第三次扩建。新馆建成后，展厅面积将从原来的900平方米，扩大到6000平方米。这么大的展厅，展览什么？怎样才能帮助人们找回对那段历史的情感记忆？
朱成山想到了参观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时，那个装满遇难者档案盒子的展厅。“那个展厅里，档案盒从上到下装满了整面墙壁。每个可以搜集到的遇难者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档案盒。盒子上写着他的名字，里面装着属于他的资料，不但有年龄、职业、家庭，甚至还有生前的爱好。”
如果，能找到那些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名字，把他们编成《名录》，输入“数据库”，再制成档案盒，那将给人们一种全新的了解历史的方式。
2005年，《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的编辑工作开始了。
然而，时隔70年，想找到那些逝者的信息，谈何容易？资料的缺乏是编辑者们遇到的最大困难。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和幸存者的资料，远比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的名字难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多年的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卫星对记者说，“犹太人进入集中营很多都做了登记，但当时南京的流动人口很多。淞沪会战时，很多上海和安徽的难民认为南京是首都，会安全一些，都跑到了南京。而很多南京人又跑到了乡下。”
采访中，南京金陵中学的一位老师向记者证实了这种说法。他说:“那时候，管逃难叫‘跑反’。我们家原本在安徽乡下，鬼子来的时候听说南京城里安全，就跑到南京。到南京以后，又听说乡下安全，又跑到乡下去了。”
这种毫无规律的人口流动，加上连年战乱，户籍制度不完善，使得编辑者们不可能根据户籍查找遇难者和幸存者的姓名。
几乎所有研究者在谈到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调查时，都惋惜地说，我们动手太晚了。
二战结束后，犹太人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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