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周刊 （第023期） 总第047期
阿盟行署驻北京联络处主办 2007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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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大的战略方针一个重要的政治提醒
学习十七大精神专稿 从十四大开始，一直到十六大，新修订的党章中都有这样一段重要的话：“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又保留了这一重要论断。写入党章的内容是带有法规性质的。那么，为什么历次修改党章都要强调这一论断？怎样准确理解这一论断？今天强调这个论断有什么重要意义？
■姚桓 北京党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在关于党的基本路线的论述中引人注目地指出，要“全面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全面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段话重申了自十四大以来党章中的有关论述，既指出了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同时又强调主要是防止“左”。那么，党章中为什么要这么提？今天我们又该怎样来理解党章中的这个重要论断呢？
●党章中关于反对右与“左”的论断，不是一般性的提法，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方针，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提醒
有右反右，有“左”反“左”，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是贯穿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1981年，他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的谈话中说，“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邓小平文选》二卷379页)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之际的1987年，邓小平指出:“这八年多的经历证明，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但不是说没有干扰……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三卷228－229页)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讲了振聋发聩的话:“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是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以上表明，邓小平反对错误倾向的思想是深思熟虑、一以贯之的，他首先强调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同时又指出着重警惕“左”的危险。这是他几十年革命经验和理论思考的结晶，是他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思想遗产。
党中央后来以党代会报告和党章的形式充分肯定了邓小平这一思想。比如，十四大报告指出，“在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上，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表现主要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动乱。‘左’的表现主要是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十四大党章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形成了一个规范性的提法:“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里要注意，一是强调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思想更加明确；二是以党的法规的形式阐述，极大地加重了这个论断的分量。以后十五大、十六大党章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对原有党章有所修改，但上述论断一字未改。这充分表明，这一论断，不是一般性提法，是党中央对改革开放时期可能出现的错误政治倾向的总体判断和战略估计，它不是针对一时一事，而是管全局、管长远的，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提醒，反映了党中央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智慧，具有重大的战略指导意义。
●党章中关于反对右与“左”的论断，要求在反对一切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的同时注意“左”是主要危险，体现了全面论和重点论的结合，坚持了实事求是
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是实事求是地处理党内错误倾向的正确原则。一般说，右的倾向表现为思想落后于实际，放弃原则，不敢前进，或企图开倒车；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害怕敌人压力，不敢斗争，屈服、妥协，极端的右倾机会主义则发展到对敌投降。“左”的倾向表现为思想超越客观过程，夸大主观能动性和有利条件，在对敌斗争中轻视敌人力量，采取冒险主义；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忽视客观规律；在党内斗争中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无论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都给党的事业造成危害，都必须坚决反对。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论。
在全面论的基础上强调重点论，依据历史和现实经验，把“左”视为应当防止的主要危险，这同样是坚持了实事求是。因为:
从对干部党员的影响看，“左”比右有更多的欺骗性。在革命的共产党内，右倾一般很难找到市场。“左”的思想、倾向则是打着革命的旗号、披着马列主义外衣出现的，有很大的诱惑力；又由于“左”与革命者的愿望、情绪有着天然的同构性、亲和性，契合了革命者要迅速破坏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理想和热情(虽然往往事与愿违)，因此不但难以像右的倾向那样引起义愤和警惕，反而容易引起人们思想感情上的同情和共鸣，被认为是革命坚决、政治可靠、有牺牲精神等。当“左”的错误滋生时，缺乏实际经验、理论水平低的革命者不仅不能识别和抵制，反而感受到压力和痛苦，怀疑自己“跟不上形势”、“出现了右倾”，于是从怀疑到盲从，进而认同、紧跟、推波助澜。所以，“左”的思想情绪有很强的“传染性”。
从国情和党情看，“左”比右有更强的易发性。历史上，中国是个有长期封建传统影响的国家，民主法治观念淡漠，特权思想、家长制突出，这是产生“左”的思想的最根本的社会文化基础。从党情看，历史上党内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占大多数，这就容易产生三大弱点: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严重，机械搬用马列主义词句和外国经验，脱离中国实际；急躁情绪和空想幼稚病，妄想革命一举成功，盲动蛮干；唯我独革，不懂得团结大多数，在策略上“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严重的“左”的错误由此而生。
从对错误的纠正看，“左”比右有更大的顽固性，难以及时纠正。这同以往对党内错误的处理有关。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右被看做立场问题，“左”则是认识、方法问题，是“好心办错事”；对犯右倾错误的处理很重，对犯“左”倾错误的则比较宽容。久而久之，有些同志形成了思维定势:“左”没有风险、不花成本，“保险系数”高，“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等等。搞“左”的错误的人具有“心理优势”:执行“左”的一套理直气壮，从不轻易认错。这样，防“左”远比反右更加困难。
●党章在“左”、右倾向问题上的论断，对推进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艰难的，是在不断克服右的和“左”的干扰中前进的。右的倾向主要表现为思想上、政治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全盘西化”，等等，往往被外国敌对势力利用，还曾酿成政治风波。正因为党中央始终警惕右，才保证了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左”的思想更不容忽视，正如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的:“改革开放要探索和开辟新的道路，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观念，阻力主要来自‘左’”。由于“左”的思想一切从本本出发，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大二公三纯四平均”，把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划等号，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看作绝对对立的。而改革开放恰恰要从计划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打破平均主义；要吸收外资，利用资本主义的有益成果，等等，这一切都被“左”的思想看作离经叛道。改革中每个新观念的产生，每个重大举措的提出，都必然同“左”的思想发生尖锐冲突。可以说，改革开放的过程，是同右的倾向斗争的过程，但主要是同“左”的思想斗争的过程。正因为全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在警惕右的同时主要突破“左”的思想束缚，全党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才喷发出来，古老的中国才绽开改革开放之花，并结出丰硕的经济社会发展之果。
今天，实现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坚持“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仍然有现实意义。其一，近三十年的改革取得伟大成就，但不是已经搞得差不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政治体制改革正处在关键时刻，文化体制改革刚刚破题，要健全完善各方面的体制，解决深层次问题，必须继续解放思想，以观念变革促进体制创新。这里，一方面要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右的倾向，尤其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要警惕宣扬照搬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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