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顺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人文学院院长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为此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形成富有活力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当前，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转变观念，树立科学的文化发展观，在思想理论上突破一些关键和难点，破除思想认识上的几大误区。

    误区之一:有人担心，如果让文化面向市场，那么高雅文化、精英文化就会受到损害。这实际上是一种“精英文化情结”
　　如何处理好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第一大关键和难点，在此方面要突破的思想误区是“精英文化情结”。所谓“精英文化情结”，是指用贵族式的态度看待大众文化，去对待文化与市场的结合。其具体表现是，有些人对文化进入市场和发展文化产业有顾虑，认为市场是以消费者为主，消费引导生产，这种特点有利于大众化通俗文化的发展，而不利于高雅精英文化的发展，因此担心如果让文化面向市场，那么高雅文化、精英文化就会受到损害。
　　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特别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等做了深刻批判以后，这种看法在知识界很有影响。但我认为，这里要明确两点:
　　一是对市场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不应停留在表面和狭隘的意义上。不要以为搞市场经济就是下海经商，就是上街摆摊，就是赚钱，而不注意它作为一种经济体制还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事实上，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体制具有某些普遍性的要求，如责权利明晰的多元主体格局，消费者大众的主导地位，效率优先的资源配置方式，法治化的社会管理规则等，这些对和谐文化的发展也是必要的和适用的。
　　二是不要把精英和大众分隔，甚至对立起来，以为只有精英的东西才高雅，大众的东西就一定低俗。其实未必。中国古代许多状元文章很是高雅，但大多数早已成为历史的垃圾；而不少民间文化的成果，如《诗经》中的民歌民谣等，反倒成了真正的文化经典。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双方是相互转化和相互引导的。把它们完全割裂开来，特别是看不到大众需要是推动文化不断创新的动力，也看不到大众文化本身就孕育着、催生着真正的高雅文化，这是不恰当的。
　　我认为，正确处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应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确立人民大众的文化主体地位。这一点最重要，因为只有主体真正到位，市场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之间才能实现积极的互动。
　　误区之二:  有一种忧虑认为，一旦开放市场，让文化产品作为商品听凭消费者选择，就可能导致多元价值观淹没主导价值观，落后文化冲击先进文化，难以贯彻正确导向。这是一种“思想僵化情结”，或可称之为“意识形态误区”
　　如何处理好文化产品的商品形式与意识形态内容的关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第二大关键和难点。在这个问题上，有人存在这样一种忧虑:一旦开放市场，让文化产品作为商品听凭消费者选择，就可能导致多元价值观淹没主导价值观，落后文化冲击先进文化，我们就难以贯彻正确导向，由此对文化体制改革持怀疑和否定态度。这就是所谓的“思想僵化情结”或“意识形态误区”。
　　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突破这种“思想僵化情结”或“意识形态误区”。此思想误区的要害，在于它表现出对人民群众的不信任和对自己意识形态的不自信。这里涉及两个带根本性的前提:一是我们的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属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还是来自大众之外、仅仅由少数人掌握的？二是我们的意识形态是不是科学的、先进的，因此经得起实践和历史考验，不怕面对多层、多样、多元化的竞争？如果这两条都明确而且肯定，坚信我们的意识形态越是面向群众就越会被群众理解和接受，越是面向实际就越能显示它的威力，那么就没有理由害怕和反对文化进入市场，而应积极地理解和贯彻党的文化体制的改革决定。
　　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在全世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围攻中成长和发展的。我们不怕和任何人交流、对话、辩论，更不怕交给群众和历史去检验。当年，正因为邓小平站得高，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统一起来，所以他敢于搞改革开放。因此，坚信我们的主导意识形态是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我们的意识形态就不会成为拒绝文化体制改革的理由，而是成为积极探索改革创新的精神动力和指针。
　　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价值和价值观念。社会上的意识形态总是多元的，而一个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却只能是一元的，不能是多元的。我们党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其中最根本的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并且要充分尊重、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我们文化体制改革的各项措施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充分保证和落实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这就要把群众不同层次的文化需要放在应有的位置上。
　　误区之三:  有人出于为自己保留“摇钱树”的需要，或出于纯粹追求“文化权”或“话语权”的需要，把部门利益独立出来，置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外甚至之上，这是一种“部门利益误区”
　　如何处理好体制改革中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第三大关键和难点。在这方面要防止和突破的，首先是“部门利益误区”。体制的改革实质上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组合，文化体制改革涉及的现实利益关系，决不会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少或更简单，其中“部门利益”问题在我国有特殊的意义。
　　在过去的计划体制下，整个国家的文化体系被用部门管理的形式条块分割，并且由于权力集中和自上而下的运行方式，造成了我国社会生活对政府部门的依赖性较大。在那种体制下形成的权力过分集中和单一的自上而下的运行方式，造成了许多管理部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管办不分”、“政企不分”的职能混淆和角色错位。其影响所在成为今日文化体制改革的一大难题。因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在国家的统一政策下，让文化企事业单位不再隶属于政府部门，而是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这样一来，过去那种管理者同时又是主办者的局面，就不能维持下去了。
　　当然，不能否认部门利益的存在，如果这些利益得不到保证，势必会影响国家的职能。一个政府管理部门，在它所管辖的领域内，对下来讲，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对上来讲，要保证国家的整体利益。所以，管理部门往往成为一定领域内国家利益和企事业单位利益、群众个人利益的交接部、结合点，成为利益整合和协调运转的中枢。
　　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中，管理部门必须时刻把体现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作为自己的最高原则；同时由于政府部门更偏重于执行国家而不是民意的职能，它的利益导向也就更多地显示着国家的立场和利益，代表着国家的性质和形象。在这种情况下，最忌讳的就是把部门利益独立出来，置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外甚至之上。如果管理部门变成了一个特殊利益者，把自己的利益当成了主要的思考点、出发点，就势必使改革在利益这个关口上发生扭曲，导致走偏。离开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准则的部门利益，无论是出于为自己保留“摇钱树”的需要，还是出于纯粹追求“文化权”或“话语权”的需要，都是错误的。这种“部门利益误区”是文化体制改革中要时刻注意避免的一大“暗礁”。
　　误区之四: 有人习惯于“一刀切”的单一标准，习惯用计划体制下单一的政治尺度看问题，认为一有争议就不得了，这是“计划思维误区”的表现
　　如何使我们的管理及其思维方式提升到与市场经济实践相适应的层次上来，是建设和谐文化的第四大关键和难点。在这方面要走出的是“计划思维误区”。所谓“计划思维”是指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一套思想观念、管理方式和操作方法。它有一些明显特点:权力过分集中、“一刀切”的单一标准；习惯“自上而下”而不习惯“自下而上”的路径依赖；行政考虑多，法治考虑少；事前审理一手硬，事后审理一手软；静态直线判断多，动态多维调节少；等等。
　　计划管理的整套理念和方式不利于思想文化观念的发展和创新，也不能满足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计划体制的一个根本性弊端是自上而下的单一性，如在长期计划管理体制下用一个单一的政治尺度看问题，一有争议就不得了。由于权力集中，所以办起事来，从上面讲就是“管”、“堵”、“压”，从下面来讲就是“等”、“靠”、“要”，最后效率很低。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曾经出现了全国人民都看那几本书、几出戏的局面，结果是越管越死，复杂一点的事情总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不会利用市场的方式，依靠法制，运用经济杠杆、科学技术的力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