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周刊          （第004期）       总第052期

阿盟行署驻北京联络处主办                  2008年0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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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南方谈话未见报的两句话   

  1992年春天，邓小平再一次到南方视察并发表谈话。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该报副总编辑陈锡添采写的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10多年过去了。现在再看，陈锡添坦言这篇文章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把邓小平的一段很重要的谈话写上去：“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这几句话临上版之前，陈锡添却把它删掉了，因为当时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另外，小平同志还说‘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等，这些我都没敢写。” 

  对于如此重要的两段话，陈锡添为什么“不敢写”呢？陈锡添解释说：“当时我的思想不够解放。”（《党史信息报》7.9唐健文） 

前30年与后30年:破解“中国奇迹” 

  两个“30年”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近60年，改革开放把这60年分为几乎相等的两半：前30年和后30年。

  前30年我们在干些什么呢？在前30年中，我们关起门来搞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无限地夸大阶级矛盾；我们根据书本和前苏联的示范，认定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把我们导入误区，严重地妨碍了我们进入科学发展的轨道。我们知之不多，偏见不浅，只看到西方国家的黑暗面，而对资本主义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它在现代文明中的变化发展，都不甚了了。可以说,在这个年代里,我国的经济实际成了“运动经济”、“命令经济”，把国民经济几乎搞到崩溃的边沿。

  尤其是“文革”时期, 政治运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经济学常识有一个“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的原理，“正面效应”意思是说,在社会运动、改革或变革过程中，社会在受益，人民在受益，只是受益多少有所不同。“文化大革命”恰恰相反,是一个历史上非常罕见的全“负面效应”。在那个年代里，除了“四人帮”等几个极权人物外，几乎所有人都受损和遭殃，社会在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中被弄得满目疮痍。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文革”再搞下去,真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从灾难深重的10年“文革”中拯救出来。这是一个怎样估计都不为过的伟大创举，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其意义不亚于一场伟大的革命。

  “奇迹”是什么？又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奇迹”是改革开放创造出来的。其过程可分前后两个时期或阶段：一个是从1978年至1992年；另一个是从1992年到现在。

  中国的改革进程，通常都说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其实，改革从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不叫“改革”，而叫“整顿”，后因“四人帮”的干扰而中断。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将改革开放以党的决议形式定了下来。

  此后，废弃了“人民公社”，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解放了，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而城市工业进入“乔厂长”时代,即厂长负责制代替党委负责制；强化科学管理与经济核算；追求计划平衡与最优化，因而工业也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但是，“乔厂长”的寿命很短,很快出现了局限性，加上这时在苏联以及东欧的一些计划经济比较完善的国家，也都开始出现了计划经济的“末世”，计划经济不灵了,市场经济明里或暗里都在发展。在这种国内和国际因素综合推动下，市场经济很快在我国农村和城市以及工业等领域发酵、传导和推进,市场交换在扩大，大力推动了城乡经济的发展。

  1984年以后，我国工业在国有经济体制下引进“市场调节”机制，实行“政企分开”。相继在财政分配上实行“利改税”改革、在投资上实行的“拨改贷”改革、在流通上实行“双轨制”改革、在经营上实行“承包制”改革，乃至发生1988年的价格“闯关”。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出现第二次高潮：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并且很快突破“画地为牢”的限制，发展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步，在农村产值中的比重乡镇企业开始超过农业(种植业)，农民突破了由“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的限制，“非农化”之潮开始兴起，传统的城乡壁垒开始动摇乃至局部坍塌。

  但是，此时的乡镇企业仍未摆脱“给国有大企业拾遗补缺”和“不与国企争资源、争市场、争人才”的桎梏；而同时工业承包制导致的“短期行为”、“公鸡下私蛋”、“个人负盈公家负亏”，双轨制下的“官倒”的产生，也使改革的公正性受到责疑,从而导致80年代末的“改革危机”。

  这时,社会上反改革开放的声浪甚嚣尘上，更在“特区”问题上大做文章，迫使中国的第一阶段的改革不得不落下帷幕。

  “如果没有‘中国制造’，如何活下去”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力挽狂澜，端正了以市场经济为改革取向的大方向，改革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个期间内, 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大批的国有企业从承包制转变到以“明晰产权”为标志的“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制改革上来，完成了“转制”与“重组”。一部分乡镇企业也实行了“转制”和“重组”。

  相继, 各种金融工具与虚拟经济也在改革开放中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01年“入世”的成功，国门大开，中国经济大踏步地走向世界，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回想入世之时，国内外的议论颇多，主要的论点是两种：一是说，中国这种体制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关起门来还凑合，在开放了的全球化竞争中肯定要垮下来！这就是当时的所谓“中国崩溃论”。还有一种说法,全球化会加速中国融入国际市场,更多更好地引进国外的人才、科技，学习市场规则，让世界先进的东西来影响中国，改造中国, 使中国强盛起来。这就是当时所谓的“中国进步论”。

  如今,事实已经验证,后一种看法是对的。入世后这些年来，中国表现出来的强大竞争力,恐怕是连我们自己都没曾想到的。GDP、贸易与资本项目下的“双顺差”、科学技术、城市化都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地涌进中国，中国生产的商品也潮水般地涌向全球,因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根据美国人自己统计，在美国人的现行的家庭消费中，有近1/2的消费品是“中国制造”，他们惊叹：“如果没有‘中国制造’，如何活下去？”

  由于中国与世界双向交往扩大，在“世界影响中国,中国影响世界”的互动中,重心逐步向中国方面倾斜，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前所未有地扩大，从而中国的声望、形象、地位等前所未有地提高了。

  美国《新闻周刊》2007年12月22日发表扎卡里的一篇题为《强悍然而尚显脆弱的超级大国的兴起》中说：“中国用20年的时间经历了欧洲用两个世纪才完成同样程度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转型。” 

  有人说，这种“奇迹”如同一部恢宏的交响曲，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我认为，对这种变化，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关于这点，只要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对近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稍有所了解的人，以及理智清醒的人,都是不难理解的。 

  现在国际上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它主要是强调中国国力的强大会对他国构成威胁。这样的说法无论在事实上还是价值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一方面，中国的国力如今远未强大到足以威胁别人的程度；另一方面，中国从来没有威胁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相反,那些霸道的强权的国家在历史上或现实中却不断地威胁中国，中国有权发展自己的国力，防御来自国外的任何威胁或恐吓。 

  一场不可避免的大争论

  1992年后的十五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在这十五年中所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在众多的问题中,社会公正问题是比较重要的，并越来越突出。我们原本想,第一次分配讲效率, 第二次分配讲公平，就能解决这一问题。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像我们设想的那样，只要“把蛋糕做大”，通过第二次分配或再分配，就能缓解“分配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发展的现象。

  正因为如此, 近年来,在学术界，围绕改革开放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分歧和争论甚至相当尖锐，一些“极左”和“极右”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