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是干部的教科书   
  

刘庭华  
   

 
　　埃德加·斯诺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现状和历史的了解，是他战胜所有对手的一张重要王牌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领导干部在着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现实问题的同时，加强对历史知识的学习，既是提高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的现实要求，也是培养科学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通过学习中外历史，不断提高自觉运用三个规律的能力，增强推进改革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
　　从认识论的角度讲，人的素质和知识结构的提高，一是通过工作实践获得直接经验，二是通过学习历史得到间接经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从广义上说，人类的一切知识都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因此，通过学习历史来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领导能力，无疑是一条重要途径。吕蒙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后来孙权劝他在读《孙子》、《六韬》后应急读《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史”和《左传》、《国语》等记述春秋历史的史著，他接受了劝告，日夜苦读，“笃志不倦”，后成为“学识英博”的三国时期的“孙吴四将”(即周瑜、鲁肃、吕蒙、陆逊)。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毛泽东把学习历史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提并论。埃德加·斯诺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现状和历史的了解，是他战胜所有对手的一张重要王牌。毛泽东从青少年起就广泛涉猎各种历史文化典籍，并且是爱好终生，至老不衰。一套线装乾隆十二年武英殿出的《二十四史》850册，毛泽东生前反复读过多遍，从头到尾布满了批注、圈点和勾划，许多册的封面和边角都磨破了。毛泽东曾自喻:“我相信我是读通了中国历史的人”。在毛泽东的著作里，随时可见他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典故、成语、人物、诗词等来说明哲学原理和军事策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毛泽东在1958年的一次谈话中曾提出高级干部要读《三国志》中的郭嘉传、吕蒙传，要学会“多谋善断”。
　　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要“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江泽民同志把历史知识看成是领导干部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他还特别强调，如果一个领导干部“不读点历史，不了解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不知道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不掌握中外历史上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怎么治理社会啊？治理国家啊？”的确如此，比如，今天我们党进行的反腐败斗争，可以说是历史上党建工程的继续。很多人都知道，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此文深刻剖析了明朝封建专制政权的腐败导致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总结了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后，因胜利贪图享乐腐化而导致异族入侵并取而代之的惨痛的“亡国”教训。毛泽东推荐此文，并把它列为整风的重要学习文件，告诫全党“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得民心者得天下，不反腐败，就可能亡党。国民党由成立时的一个进步党，发展到后来与人民为敌，并不断腐化、老化、分化，失去民心，逃退台湾，后则被民进党取而代之，而失去政权，这个历史教训值得我们再三反思。
　　冷对青霜剑，敢铸千古辞:史学名著中凝聚着“良史”求实存真的不懈追求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倾注毕生的精力与才华撰写完成《史记》这一千古名著，为历史学竖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史记》一向以“信史”著称，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原则就是“求实存真”，反对“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因而，《史记》问世不久，就受到称赞。扬雄说:“太史迁，曰实录”(《法言·重黎篇》)。班固认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材”。确实如此，司马迁身受腐刑，仍“述往事，思来者……亦欲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乃至对当代史事褒贬黜陟，故《史记》在西汉时期被列为“谤书”，也就不足为怪了。唐朝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非常钦佩司马迁的人品和学识，赞赏司马迁提出的“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认为“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史通·杂说下》)“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罪必书，斯为实录”。“彰善贬恶，不避强御”，忠于史实、秉笔直书，既是中国古代史官的优秀传统，也是史官忠于职守，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崇高美德。
　　春秋时晋国史官董狐在史策上直书
　　晋卿赵盾弑其君晋灵公，后受到孔子称赞:“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周匡王六年(前607年)，晋灵公无道，欲害正卿赵盾，盾族人赵穿杀灵公于桃园。虽然杀死晋灵公的不是赵盾本人，但董狐认为赵盾是幕后谋划人，责在赵盾，遂书曰:“赵盾弑其君”。董狐之笔遂名传于世。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遵循“正一代之得失”的治学修史宗旨，对于他认为是利于当世者，倍加讴歌称道；对祸国殃民者则严厉鞭挞。例如，《后汉书·酷吏传》记载洛阳令董宣执法不阿，面责光武帝姐姐湖阳公主纵奴杀人，终不向公主叩头赔礼一事，写得生动有色，跃然纸上:“(湖阳公)主即还宫诉帝，帝大怒，召宣，欲杀之。宣叩头曰:‘愿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良人，将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须筮请得自杀。’即以头击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门持之，使宣叩头谢主，宣不从，疆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而对外戚梁冀肆虐擅权，范晔特别记下质帝“尝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将军也！’。冀闻，深恶之，遂令左右进鸩加煮饼，帝即日崩”。皇帝的性命尚且如此，何况一般臣民。可见东汉时期的外戚揽权严重到何等使人可恨可怕的程度。这些记载无疑倾注了作者鲜明的爱憎情感。
　　北魏史官崔浩于太武帝(拓跋焘)神鹿二年(公元428年)，与其弟崔览及高谠、邓颍、晁继、范亨、黄辅等人，奉诏修国史，最后由崔浩定编成《国书》30卷，因为“叙述国事，无隐恶，而刊石写之，以示行路”(《史通·古今正史》)，而触怒太武帝，遂获罪被杀，并诛三族，受牵连而死者，多达128人。
　　许多史学名著的问世都说明:“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的历史现象难以断绝，特别是当代人写当代史。良史，秉笔直书者，修史者之名誉，乃胜过生命也。然而，说来容易，做来难。如刘知几所言，历代封建王朝设局修史，总是希望“曲笔阿时”，“谀言媚主”；“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尽管封建统治阶级多方迫害“良史”，但正直的史家或据史实录，或采取迂回坚韧的斗争方式“张俨发愤，私存默记之文”，以兹避祸，幸获两全。
　　十年铸一剑:从二十四史的编撰时间谈起
　　二十四史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史料宝库，它记载了从黄帝到明朝覆亡共四千多年的重要事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二十四史中编撰时间最长的达95年，最短的只有11个月。
　　笔者研究二十四史各史的编撰时间及编撰班子的素质时，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修撰时间与史著质量成正比，时间越长，质量往往越高。反之，仓促草率成书，舛误陋劣必多。时间是史著质量的重要保证之一。以《明史》为例，在二十四史中，《明史》的修撰时间最长，参加的人也最多。从顺治三年(1645年)成立史馆编修，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定稿，再到乾隆四年刊刻进呈，历经三朝皇帝，共95年。参加编撰者仅正式上报的就有145人，还有许多参与者未被列入，如对《明史》贡献最大的万斯同，就榜上无名，下文将详细论述。总之，由于《明史》修撰前后长达近百年，中经数代史官的协力合作，有充裕的时间来回推敲、订正、润色等，从而使《明史》体例严谨，首尾连贯，材料翔实，文笔简洁，舛误很少，是自清代以来史家公认的一部质量上乘的史著。
　　相反，《元史》的编修，由于迫于朱元璋政治需要的压力，历时11个月共331天，31人参加，组织领导工作紧迫、匆忙、粗乱，近180万字的巨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草成，根本没有时间来核对史料的真伪和问题的分析比较。确切地说，《元史》是史官们迫于政治压力抄撮而成的。因此，《元史》的舛误甚多，内容前后重复、互相矛盾的地方随处可见。
　　《晋书》仅2年就成书，21人参加，且搞文学的人甚多，仓促编撰，工作粗糙，责任心不强，因而错误百出。甩开政治思想方面其宣扬天命论，多记鬼神妖异、因果报应等不说，单史事失实、疏漏，书中前后矛盾之处就有许多。清人张熷在《读史举正》一书中，举出《晋书》谬误达450多条。难怪清代学者钱大昕批评《晋书》的作者“涉笔便误”。这些生活在唐初的史官们，离晋的时间并不久远，加上又是在前人所撰《晋书》为蓝本的基础上进行编撰，怎么会如此马虎呢？其主要原因，一是他们对史实不作考辨，想当然而下笔，以搞文学创作、写诗填词者的习惯思维使然，缺少史学逻辑和理论思维训练；二是主编没有统稿，房玄龄名为监修官，只是挂名而已，他身为宰相，没有时间修改《晋书》，几十人的集体著作，